行贿罪特殊从宽情节的理解与适用

行贿罪特殊从宽情节的理解与适用

□蒋铧毅  陈建财

  对于行贿罪的特殊从宽情节,刑法第390条第2款原来规定的内容是“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但《刑法修正案(九)》第45条将该规定修改为“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对于这一修改,理论界一些人认为与《刑法修正案(九)》第44条对刑法第383条所涉贪污受贿罪特殊从宽情节的增设不太对应,因而出现各种争议。为此,笔者结合2016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贿赂解释》),对行贿罪特殊从宽情节构成要素及其适用作简要分析,以期促进该特殊从宽情节准确实施。

  一、行贿罪特殊从宽情节的构成要素

  (一)主体要素

  从《贿赂解释》来看,将行贿入罪须符合两种情形之一:行为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之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的,或行为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之财物价值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并具有特定情节。若行为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之财物价值不符合这两种情形之一,则不构成行贿罪。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行贿包括一般违法的行贿和严重违法(构成犯罪)的行贿。结合刑法第390条第2款“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作上下文解释,刑法第390条第2款中的“行贿人”只能是构成行贿罪的行为人。据此,对于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但不构成行贿罪的行为人,不能适用刑法第390条第2款的规定。

  (二)时空要素

  根据刑法第390条第2款的规定,“被追诉前”是适用该条的时空条件。根据“两高”相关司法解释,“被追诉前”是指“检察机关对行贿人的行贿行为刑事立案前”。在监察法实施前,司法实践中按该解释理解“被追诉前”没有任何问题。但监察法实施后,检察院对行贿罪已不存在刑事立案、侦查权,而监察立案与刑事立案的法律性质完全不同,因此今后的监察和司法实践不能再按“两高”司法解释来理解“被追诉前”的含义,亦即只能回归刑法本身采用学理解释方法进行理解。根据刑法第383条第3款的规定,适用贪污受贿罪特殊从宽情节的时空条件是“在提起公诉前”。据此,在新的法律解释或司法解释出台前,完全可以将“被追诉前”理解成“在提起公诉前”。原因有四:第一,行贿人陈述或供述是突破受贿罪案件的现实证明需要,原先的司法解释将“被追诉前”解释为刑事立案前,不利于更充分利用行贿人配合指证受贿人;第二,根据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对贿赂犯罪的职能划分,对行贿罪的监察立案肯定不是刑事立案,因而不宜将监察立案类推为刑事立案,更不宜将监察类推为“追诉”;第三,在现代汉语词典的语义解释上“追诉”是指司法机关或有告诉权的人对犯罪行为人在一定期限内依法提起诉讼、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检察院提起公诉才符合语义上的“追诉”;第四,只有按文义解释方法将“被追诉前”理解为“在提起公诉前”,才真正体现平等原则,符合对行贿与受贿并重处罚的理念,也更容易为学界和社会公众所认同。

  (三)行为要素

  根据文义理解,行贿罪特殊从宽情节要素之一是行贿人“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笔者认为,对这一行为要素的准确理解,应当按照以下思维顺序进行。首先,要明确“主动交代行贿行为”肯定不是自首。因为刑法第67条第1款已对自首作出规定,即“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而刑法第390条第2款规定的是“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显然,刑法对于自首与“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基本量刑规则是一样的,都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对于同为“其中,犯罪较轻的”之情形,对自首的量刑是“可以免除处罚”,而对“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量刑却是“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二者有所不同,前者刑责更轻。因此,如果将“主动交代行贿行为”解释成自首,刑法第390条第2款规定就纯属画蛇添足了。其次,正因为“主动交代行贿行为”不是自首却又规定同样的基本量刑规则,就说明刑法是将“主动交代行贿行为”作为行贿罪的特殊坦白,是刑法“基于贿赂犯罪的特殊性所采取的更为宽大的措施”,目的是鼓励行贿人认罪以助于打击受贿犯罪。再次,如果行贿人构成自首,应当优先适用刑责更轻的自首量刑规则。

  二、行贿罪特殊从宽情节的适用

  (一)关于“犯罪较轻的”情节

  《贿赂解释》认为,根据行贿犯罪的事实、情节,可能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可以认定为“犯罪较轻”。对于该解释,我们应当作如此理解:首先,根据文义解释应有的同一性,《贿赂解释》对“犯罪较轻的”这一解释含义应当与刑法第67条规定的自首中的“犯罪较轻的”含义一样,因而在行贿人构成自首又具有“犯罪较轻的”的情况下,应当优先适用自首规则。其次,这一解释只解决了刑法中“犯罪较轻的”的认定标准,但没有解决“犯罪较轻的”情形下量刑规则本身存在的严重问题。具体而言,在行贿人不构成自首的情况下“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犯罪较轻的”属于“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该量刑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实际上是无法完整实施的。这是因为:根据刑法第63条的规定,犯罪分子具有刑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刑法规定有数个量刑幅度的,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而根据刑法第390条第1款的规定,犯行贿罪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显然,行贿罪的基本刑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而该基本刑之下已无刑罚可判处,或者说已经没有下一个量刑幅度。《贿赂解释》将“犯罪较轻的”解释为“可能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意味着此类行贿罪案件只能适用行贿罪基本刑,也意味着这类“犯罪较轻的”的行贿案件根本不存在减轻处罚问题。因此,依据《贿赂解释》的解释处理“犯罪较轻的”案件,实质上只能适用“可以免除处罚”这一量刑规则。监察与司法机关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一现实问题。不过,即使监察与司法机关因此“被迫”适用“可以免除处罚”这一量刑规则,也恰好有助于实现刑法为行贿罪设立特殊从宽情节之立法目的。

  (二)关于“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情节

  1998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重大案件”解释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或者案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等情形”,但《贿赂解释》修改为“根据犯罪的事实、情节,已经或者可能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案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显然,“两高”已降低对“重大案件”的认定标准。至于“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贿赂解释》解释为四种情形(主动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重大案件线索的;主动交代的犯罪线索不属于重大案件的线索,但该线索对于重大案件侦破有重要作用的;主动交代行贿事实,对于重大案件的证据收集有重要作用的;主动交代行贿事实,对于重大案件的追逃、追赃有重要作用的)之一,较为务实客观,宜作为监察与司法共识。

  (三)关于“有重大立功表现”情节

  目前而言,只有1998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有重大立功表现”作出解释,即“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的”。但该解释对其中的“重大犯罪”“重大案件”“重大犯罪嫌疑人”的法定刑标准设定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认定标准明显过高。因此,鉴于“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与“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的量刑规则同为“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贿赂解释》又已经降低“重大案件”的法定刑设定标准,今后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有重大立功表现”解释中所涉“重大犯罪”“重大犯罪嫌疑人”的法定刑标准应当与《贿赂解释》中前述“重大案件”相同。

  (作者蒋铧毅系隆安县人民法院院长,陈建财系九三学社南宁市委法工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