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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群体性犯罪案件成因分析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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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14 16:07:35   责任编辑:付东明   来源:广西法治日报

农村群体性犯罪案件成因分析及对策
 
——以来宾市兴宾区检察院办理的案件为例
 
□巫连飞
 
  随着国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近年来,涉及农村民生民利的问题日益突出。农民利益一旦受损,极易出现群体性事件,甚至群体性犯罪。应对此高度关注,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2017年至2018年,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检察院办理农村群体性犯罪案件13件28人。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这些案件,找出当前农村群体性犯罪的特点,提出相应对策,以期为新农村建设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一、犯罪特点
 
  (一)犯罪多为有组织、有预谋
 
  有些村干部为牟取个人利益,往往在事前便有所策划准备,召集村民或村民代表参加会议,制定行动方案,明确分工任务,从而顺利达到犯罪目的。
 
  (二)发案原因大多与土地山林纠纷有关
 
  随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加大,土地不断被征用,加上对农林补贴力度加大,农村土地林地收益价值及可得利益大大提升。在此背景下,农民对土地、林地、荒山、荒地的权属意识愈发强烈,利益受损就极易转化为群体性事件,甚至是群体性犯罪。兴宾区检察院办理的农村群体性犯罪案件中,有10件是因土地、林地、荒山、荒地的权属纠纷引起的。
 
  (三)参与主体复杂,主犯多为农村有威信的人员
 
  农村群体性犯罪案件的参与主体不但有男性,还有女性,甚至未成年人也参与其中。从办理的案件看,在农村群体性案件中,起领导和组织作用的大多是在当地农村有威信的人,这些人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身份较为复杂,但都属于村里较为年长、见过世面、有一定社会阅历的人。如兴宾区检察院办理的周某珍等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韦某宏等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案件均有妇女参与;韦某闯等人聚众斗殴案,有多名未成年人参与。又如兴宾区检察院办理的姜某万、姜某庆等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韦某究、韦某若等人聚众斗殴案,被告人姜某万和韦某究均为村干部,有一定社会阅历,在村里有威信,在群众中有话语权。
 
  (四)实施暴力行为,暴力抗法愈加明显
 
  兴宾区检察院办理的农村群体性案件,都出现村民暴力抗法等情况。如兴宾区检察院办理的覃某彩等人妨害公务、滥伐林木案,被告人覃某彩等人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组织民工砍伐尾叶桉林木。接到报案后,来宾市森林公安局兴宾分局民警到现场处理,覃某彩指挥10多名村民手持刀、木棍围攻、威胁民警,砸烂、推翻执法车。来宾市公安局蒙村派出所接到报案后,派出6名民警和辅警到现场处置,也遭到覃某彩等10多人围攻、殴打,部分民警受伤,执法记录仪被打烂。
 
  二、原因分析
 
  (一)利益冲突是引发农村群体性犯罪案件的根本原因
 
  当前农村处于经济转型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在社会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各种利益群体不可避免地发生竞争和碰撞,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一旦无法超出群体利益的局限,利益冲突必然产生。如兴宾区检察院办理的李某等人寻衅滋事案,兴宾区三五镇下李村和盘龙村之间存在林地纠纷,下李村村民不满各级法院裁决,在覃某对林木进行砍伐时,李某等人以维护本村权益为由,多次组织本村村民打砸民工工棚和民工,造成工人受伤和财产损失。
 
  (二)参与者多为农民,文化程度偏低,法律意识淡薄
 
  大部分农民在权益受损的情况下不知道该采取何种方式去解决或寻求帮助,一旦产生纠纷,便靠暴力解决问题。少数农民即使知道应通过法律途径或相关程序去解决,但觉得难度大,在他人煽动下就采用“闹”的方式解决。如姜某万、姜某庆等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和李某等人寻衅滋事案,参与者都是农民,大多数人是小学文化水平,不懂法律,当本村、个人的“利益”受损后,受人煽动以暴力方式要挟政府解决问题,从而满足自身的不正当利益。
 
  (三)农民权益保护机制不完善,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
 
  随着社会的转型变革,当前保护农民权益的一些法规和政策显得滞后和不健全。在政策的决策阶段,农民的利益表达不理想;在政策执行阶段,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利益表达的渠道有限且不畅通,导致农民利益得不到妥善和有效保护。农民心中有怨气,一旦风吹草动,便会蜂拥而上,群起而攻之。
 
  (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不够有力,处置方式不当
 
  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对农村存在的纠纷、群众关注的问题知之不多,缺乏了解,一旦发生纠纷和群体性事件,便无所适从。在事件处置上,一些基层组织的领导对群体性事件处置存在过软或过硬的倾向。有些在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不问是非曲直,便采取强硬措施解决问题。有些则对极少数煽动群体闹事、打砸抢的为首分子不及时依法查究,客观上助长了一些人“法不责众”的心理。
 
  三、对策建议
 
  (一)普及法律知识,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
 
  检察机关要采取多种适合农民特点和需求的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切实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使农民自觉遵守法律并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要提高农民的道德和思想文化修养,大力提倡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风尚。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矫正农民不良心理的重要途径。只有对广大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文化知识、道德和法治观念教育,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农村群体性犯罪滋生的土壤。
 
  (二)健全利益诉求机制,把矛盾纠纷的解决纳入法治化轨道
 
  检察机关要认真做好信访工作,依法保障人民群众提出建议、意见和申诉的权利。充分发挥司法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司法救助、援助能力,加大对弱势群体的司法保护力度。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打官司难、申诉难、执行难等热点、难点问题。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由于得不到及时的司法救助、援助而寻求上访。
 
  (三)加强矛盾纠纷调解和疏导工作,防止矛盾激化
 
  农村基层组织和政法各部门要切实发挥应有的作用,认真分析新形势下各类纠纷产生的原因,及时做好教育疏导工作,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对于可能激化矛盾的苗头性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防止纠纷转化为群体性犯罪案件。对农村出现的矛盾纠纷,要依靠富有正义感且有威望的群众代表、矛盾纠纷当事人的亲朋以及相关部门人员,做好矛盾纠纷的疏导和化解工作。
 
  (四)司法机关应本着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目的,实行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
 
  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过程中,应秉持“独立司法、公平正义”的理念。对在群体性事件中起主要责任的已构成刑事犯罪的人员,在量刑上既要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要将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作为根本目的。而对犯罪中涉及的未成年犯、初犯、偶犯,应本着谦抑原则依法从宽处理,尽可能消解社会对抗因素,这样才能真正解决纠纷,化解矛盾。
 
  (作者单位: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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